《簡帛》｜陳民鎮：饒宗頤先生與簡帛學研究

饒宗頤先生與簡帛學研究

陳民鎮

北京語言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

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首都國際文化研究基地

摘  要：簡帛學是饒宗頤先生的重要研究領域。饒氏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涉足簡帛學，不但接觸當時已有一定基礎的漢簡研究，還積極投身於興起未久的楚帛書研究與楚簡研究，是楚簡帛研究的先行者之一。關於楚帛書的研究，饒氏在摹本的刊布、文字的釋讀、性質與内涵的揭示等方面均有重要的成績。從長沙仰天湖楚簡到郭店簡、上博簡，饒氏長期參與楚簡研究，是楚簡研究興起、壯大的見證者。饒氏對秦漢簡帛所見文書類文獻和書籍類文獻皆有關注，尤其馬王堆帛書《周易》以及秦漢數術類文獻的研究，多有創獲。饒氏的簡帛學研究所涉極廣，且多開拓性的貢獻，由此亦可反映其治學之廣博與精深。

關鍵詞：饒宗頤  簡帛  饒學

在饒宗頤先生（1917—2018）廣博的治學範圍之内，簡帛學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領域。20世紀以來層出不窮的戰國、秦、漢簡牘帛書，有力推動了先秦秦漢的文史研究。饒氏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涉足簡帛學，不但接觸當時已有一定基礎的漢簡研究，還積極投身於興起未久的楚帛書研究與楚簡研究，是楚簡帛研究的先行者之一。隨着馬王堆帛書、郭店簡、上博簡等材料的披露，饒氏亦參與到討論之中，通過新出簡帛材料以及其倡導的“三重證據法”證經補史，多有創獲，并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簡帛學進入新時代的當口，適時提出在整理簡帛文獻的基礎上構建“新經學”的倡議以及實現中華文化“文藝復興”的展望。饒氏是簡帛學發展、壯大的重要見證者，回顧其簡帛學研究的成績與方法，對於我們認識近七十多年來簡帛學的發展不無啓發意義。

一

楚帛書研究

子彈庫楚帛書是目前僅見的先秦帛書，通稱“楚帛書”。1942年，它在湖南長沙子彈庫楚墓遭“土夫子”盗掘，其主體部分後輾轉衆手，飄洋過海至美國。楚帛書是研究先秦數術、神話的重要材料，除了九百多字的内容，還繪有青、赤、白、黑四木以及十二月神。其瑰麗奇詭的内容引發海内外學者的持續關注， “幾乎沒有一件中國文物像它這樣受到海内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而且對它的研究歷久不衰”。楚帛書的研究由1944年蔡季襄所作《晚周繒書考證》發端，在半個多世紀的楚帛書研究史中，饒氏長期站在楚帛書研究的前沿，見證了這一珍貴文獻逐漸爲世人所認識的過程。

（一）概述

饒氏的楚帛書研究，大抵可以分爲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爲20世紀50年代。這是楚帛書研究的草創階段，論著寥寥。早在1954年，饒氏便撰作《長沙楚墓時占神物圖卷考釋》一文，考證楚帛書所見四時、五木、楚先公、楚方言古語等。同年，日本平凡社《書道全集》刊載了饒氏爲楚帛書所撰解題。1958年，饒氏印行了作爲“選堂叢書”之四的《長沙出土戰國繒書新釋》（以下簡稱《新釋》）。《新釋》是饒氏這一階段的代表性著作，也是蔡季襄《晚周繒書考證》之後又一考釋楚帛書文字的力作。

第二階段爲20世紀60年代。這一階段的論著主要有《楚繒書十二月名覈論》、《楚繒書之摹本及圖像——三首神、肥遺與印度古神話之比較》、《楚繒書疏證》（以下簡稱《疏證》）等。在釋文的考釋方面，《疏證》在《新釋》的基礎上作了進一步探討，陳槃先生謂其“勝義絡繹，深造有得，精思卓識，斯可謂難能矣”。

第三階段爲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以《楚帛書》的出版爲標志。《楚帛書》所收《楚帛書新證》（以下簡稱《新證》）在《疏證》的基礎上加以增訂，此外該書還收入其《楚帛書十二月名與爾雅》《楚帛書之内涵及其性質試説》《楚帛書之書法藝術》諸文以及曾憲通先生所撰《楚帛書研究四十年》《楚帛書文字編》。這是一部總結性的著作，它標志着楚帛書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里程。

第四階段爲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楚地出土文獻三種研究》的出版爲標志。《楚地出土文獻三種研究》包含《隨縣曾侯乙墓鐘磬銘辭研究》《長沙子彈庫楚帛書研究》及《雲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3種，其中《長沙子彈庫楚帛書研究》可視作《楚帛書》的增訂本，在《楚帛書》的基礎上收入饒氏《論楚帛書之二 （氣）與魂魄二元觀念及漢初之宇宙生成論》《楚帛書象緯解》《帛書丙篇與日書合證》及曾憲通先生《楚月名初探》《楚帛書研究述要》二文。此外，這一階段饒氏尚有《長沙子彈庫殘帛文字小記》、《楚繪畫四論》、《楚帛書與〈道原篇〉》、《“九州平”及“地平天成”説》等論著。2002年饒氏又對《新證》加以重訂，收入《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卷三《簡帛學》。

以上四個階段，可與楚帛書的整個研究史相呼應。饒氏的《新釋》《疏證》及《楚帛書》《楚地出土文獻三種研究》，均爲同時代楚帛書研究論著的代表。需要注意的是，在第三階段，尤其是80年代以來，楚帛書研究逐漸掀起熱潮。與《楚帛書》的出版大致同時，李零先生的《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亦由中華書局出版， 1985年這兩部著作的問世，將楚帛書的研究推進到新的高度，饒氏稱之爲“帛書專號之年”。而第四階段則伴隨着幾批戰國楚簡的公布，楚文字研究不斷得到深化，關於楚帛書的一些積疑也逐漸消弭。

從饒氏超過半個世紀的楚帛書研究歷程看，饒氏長期站在楚帛書研究的前沿，其摹本繪製、文字考釋等工作均引領學術潮流，超邁前修。面對不斷湧現的新材料，饒氏并不滿足於既有成就，而是持續跟進，融會新材料，不斷增補、修訂舊作，務求完善。從《新釋》到《疏證》到三個版本的《新證》，饒氏不斷進行總結，“自念矻矻窮年，鍥而不舍，復不惜多次訂補”（《新證》），從《選堂書札：致曾憲通》一書所收信札即可見一斑。直至21世紀，饒氏仍未停止對《楚帛書新證》的修訂。隨着郭店簡、上博簡等楚簡材料相繼面世，學界對於楚文字的認識愈益深入。對楚系簡帛文字的探索，楚帛書研究實爲其權輿，而新的出土文獻則進一步豐富了人們對楚帛書的認識。在新材料和學界新成果面前，饒氏不泥古，不守舊，不憚於推翻自己的舊説，不憚於承認自己的錯誤，其堅持不懈、嚴謹求實的治學態度無疑值得後輩學習。以下試就饒氏楚帛書研究的具體内容略作介紹。 

（二）摹本的刊布

雖然楚帛書早在1942年便已出土，但楚帛書照片的首次刊行要遲至1964年，這一年商承祚先生發表了《戰國楚帛書述略》一文，披露了楚帛書的照片。在很長一段時期内，學界所利用的資料是蔡季襄長子蔡修渙所作摹本及該摹本的衍生摹本，饒氏《長沙楚墓時占神物圖卷考釋》所附摹本亦來源於此。由於此前的摹本輾轉摹抄，頗多謬譌，“故此圖之重新摹録影刊，其事有不容緩者矣”。1952年，美國弗里爾美術館將楚帛書拍成全色照片。1958年，饒氏據日本學者梅原末治的照片製作摹本，刊布於《新釋》。該摹本較蔡氏多出一百餘字，是楚帛書摹本製作的突破，也是最早利用弗里爾美術館全色照片的摹本。

1964年，饒氏於美國初見楚帛書實物，後撰成《楚繒書十二月名覈論》一文。1967年，饒氏參加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美術史及考古學系主辦的“古代中國美術與太平洋地區關係可能性”學術研討會，會後獲贈放大12倍的照片共110張。經反復鑽研楚帛書運筆體勢，饒氏製成全新摹本，刊於《楚繒書之摹本及圖像——三首神、肥遺與印度古神話之比較》。該摹本據紅外線照片新發現一百餘字，具有重大意義。李零先生曾謂此本“最爲存真，是目前所見最好的帛書摹本”。出於種種限制，在很長時期内，摹本的準確與否往往決定了楚帛書研究的水平。而饒氏所作兩個摹本，均代表相應階段的最高水平。曾憲通先生曾指出：“在研究楚帛書的學者中，以饒宗頤先生所作摹本最具代表性。”

（三）文字的釋讀

楚帛書的最初收藏者蔡季襄所著《晚周繒書考證》（以下簡稱“蔡著”）雖屬草創之作，但許多考證已極富卓識，爲後來學者的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礎。饒氏《新釋》一書是繼蔡著之後的又一帛書考證著作，後出轉精，在釋文的考證上有了許多新的認識。

《疏證》及後來的《新證》，則結合新材料和諸家觀點提出了不少新的認識。《疏證》謂“其中論絀之爲嬴縮，天之爲天棓，高平子先生來書，甚表贊許。至於法逃（跳）之爲禹步，取證於《法言》，朝夕之分時，義通於《大傳》，斯并最近研討所得，特爲寫出，質之通人”，《新證》稱“據《易緯》，知雹戲亦號大熊氏。據《地母經》，證女媧亦言女皇。據《墨子》，知楚人所居之即睢（山）之繁文。據《中山王兆域圖》，知逃即法兆。據秦簡《日書》，證土事必爲土功。於文字偏旁之審定，新定更夥，論證皆比前爲緜密”，對自己在文字釋讀方面的認識多有總結。以下試舉其要：

帛書乙9·9的 ，蔡著疑係“秦”字異文，《疏證》指出當爲“建”字，可從。林巳奈夫、嚴一萍等先生釋作“畫”，不確。

帛書甲7·31所見字，學者多釋作“”，《疏證》改釋作“逆”，可從。

帛書丙2·2、8·2所見字，《疏證》讀作“築”，可從。

帛書乙2·22的、乙8·27的，《新釋》疑作“赦”，《疏證》釋作“發”，李零先生最初反對，後從之，現已爲學界共識。

以上所舉，均可得到後來所見大量楚簡材料的驗證。其他如“每”“襄”“夭”諸字的釋讀，亦爲學者所廣泛接受。隨着研究的推進，饒氏對楚帛書的一些字詞反復推敲，并結合新的認識不斷修正，可見其從善如流、嚴謹謙慎的治學態度。

《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本《新證》指出“近時郭店各地楚簡出土，益多新知，可訂舊讀之誤”，“近時楚地簡帛出土日衆，若包山簡、郭店楚簡，文字可據以訂正者不少。帛書研究，久演進成爲一時之顯學，論著刊布者，幾近百篇，今采其可存之説，再作修訂”。面對不斷湧現的新材料，饒氏敏鋭意識到它們對於楚帛書研究的重要價值，但隨着年事漸高，難以再對舊作進行全面的修訂。儘管如此，在《二十世紀學術文集》本《新證》中，饒氏仍然據新出材料以及最新論著進行改訂增補，如對“（失）”“非”“笑”“坪”等字的改釋。在1999年8月饒氏致曾憲通先生的書信中指出：

《楚帛書》有一條必須改正，即“”字舊釋逆或達皆誤。郭店簡《老子》“執者失之”共見兩次，失字皆作，又一作“之若”，與得爲對文，皆當釋失。帛書“亂丌行”“是胃終”，宜從之釋“失”。

面對新材料，饒氏堅持修訂舊作，其對“”的認識即爲著例。在《“九州平”及“地平天成”説》一文中，饒氏亦以“”字爲例，强調新材料之重要，“後出轉精，是學術的進步”。

再如“坪”字。囿於材料，饒氏在1989年1月31日致曾憲通書信中對“坪”字的釋讀尚有疑慮。在《二十世紀學術文集》本《新證》中，饒氏已據新材料和嚴一萍、裘錫圭、李家浩等先生的意見將帛書甲5·6的改釋作“坪（平）”。饒氏於《“九州平”及“地平天成”説》一文中亦持此觀點。

隨着新出楚簡的刊布和研究的深入，一些新認識自可進一步糾正饒氏舊作的錯誤，如“衛”“徹”“熱”“倉”“李”“厭”“冢”等字的釋讀；再如饒氏“天棓”“風雨是謁”等曾廣爲學者接受的看法，也受到新説的衝擊。但這些都無損於饒氏舊作的功績。我們應歷史地看待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時結合新材料在老一輩學者研究的基礎上作進一步的開拓。

（四）性質與内涵的揭示

除了針對楚帛書文字的摹寫、考釋、疏解，饒氏還就楚帛書的性質及内涵等重要問題進行持續的探索與追蹤。

早在1956年，李學勤先生便發現楚帛書四邊文字十二神名與《爾雅·釋天》十二月名相關，指出帛書四周十二圖像象徵十二月神，然而由於該文所據摹本不够清晰，應者寥寥。1964年秋，饒氏於紐約戴潤齋處反復勘讀楚帛書原物，據以寫成《楚繒書十二月名覈論》，1983年又重訂爲《楚帛書十二月名與〈爾雅〉》，李學勤先生的説法才被肯定。在該文中，饒氏以充分證據證明十二神像即十二月之神。帛書正月作“取”，《爾雅》作“陬”；帛書十二月作“女”，《爾雅》作“如”。諸如此類，可得傳世文獻驗證。

關於楚帛書的性質，學界聚訟紛如，約略有文告説、巫術品説、月令説、曆忌説、陰陽家説、天文官書説等説法。饒氏在早年的《長沙楚墓時占神物圖卷考釋》中認爲楚帛書“殆爲楚巫占驗時月之用；而施之墓葬，以鎮邪魅”。在《楚帛書之内涵試説》一文中，饒氏針對李零先生所持曆忌説，指出李氏所舉有關曆忌諸書，皆極晚出；從秦漢曆忌之説看，帛書不盡相符；帛書兼言宜與忌，雜忌書只言忌而已；帛書言十二月之宜忌，以兵事及嫁娶爲主，帛書實雜有兵陰陽家言；帛書與甘德同時，所言主體仍是楚人之天文、雜占，故可將帛書視爲楚國天官書之逸篇。

至於楚帛書如何置圖、讀圖的問題，歷來歧説迭出。饒氏贊同蔡季襄、陳槃、李學勤諸先生的讀圖角度，以八行一篇爲正置圖，按八行、十三行、邊文順序讀圖。在《楚帛書之内涵及性質試説》一文中，饒氏作了明確的闡論，强調“帛書代表夏正五月之神像爲三首神祝融。應當正南之位，是爲楚先祖，故必以南方居上”。此説可得清華簡《五紀》的進一步驗證。

此外，在《帛書丙篇與〈日書〉合證》《長沙子彈庫殘帛文字小記》等文中，饒氏對楚帛書有進一步探討。尤其是《帛書丙篇與〈日書〉合證》一文，與雲夢秦簡《日書》加以比較，探討相關數術問題。饒氏還對楚帛書所見神話人物進行考證，許多論斷業已爲學界所承認。

二

楚簡研究

20世紀末以來，郭店簡、上博簡、清華簡、安大簡等戰國楚簡極大推動了戰國文字以及史學、文學、文獻學、思想史各領域的研究。饒氏從楚簡發現之初便參與到相關研究之中，是楚簡研究的先行者之一，後又積極投身於郭店簡、上博簡的討論。基於郭店簡、上博簡等新材料的發現，饒氏在其題爲《預期的文藝復興工作》的著名演講中提出了“新經學”和重編《經典釋文》的倡議，希望通過出土文獻的整理實現中華文化的“文藝復興”，其設想至今仍有其啓迪意義。

1953年7月，湖南省長沙市南門外仰天湖戰國楚墓發掘出竹簡43枚，内容爲記録隨葬物品的遣策，這是最早發現的戰國楚簡之一。《文物參考資料》1953年第12期、1951年第3期以及《考古學報》1957年第2期相繼刊發相關材料，在此基礎上，饒氏發表了《戰國楚簡箋證》、《長沙出土戰國楚簡初釋》、《楚簡續記》等論著，它們與史樹青先生所著《長沙仰天湖楚簡研究》等都屬於楚簡研究的最早一批成果。對於80年代發現的九店楚簡、包山楚簡等材料，饒氏亦有關注。

郭店簡於1993年搶救發掘，其中《緇衣》《老子》《太一生水》《性自命出》諸篇引人注目，引發國内外學者討論的熱潮，耄耋之年的饒氏亦參預其事。

與郭店簡同出的一件漆耳杯關係到墓主人身份的爭議，關於耳杯上的文字，有“東宫之杯”抑或“東宫之師”的爭議。饒氏支持李零、王葆玹等先生的説法，認爲以字形論當指“杯”爲妥，而“從墓葬制度只有一椁一棺的士禮看來，墓主人不可能是太子師傅，亦不適合工師的身份”，并推斷墓主人或是涓子，此説得到其他學者的進一步發揮。

郭店簡的《老子》，雖非《老子》全本，但“至今確爲出土之第一本，比馬王堆本之爲漢文帝時物更前，去老子時代最近。雖不能視作柱下原本之舊觀，其價值之高，迥非他本可比”。郭店簡《老子》係戰國古本，其價值自不待言。饒氏在《郭店楚簡本〈老子〉新義舉例》一文中指出郭店簡本《老子》“可能是抄者本其個人看法而綴録之，書中安排先後，細心尋繹，似不無深意存焉”，并結合相關異文對竹書《老子》文本多有疏解，且對“虛恆”“復”等概念的思想意涵加以闡釋。該文還將《老子》與同墓所出《太一生水》對讀，指出“郭店本所以重複抄録此第六十四章，又附以《太一生水》一篇，是在解釋‘輔萬物之自然’一義”。

《郭店楚簡與〈天問〉——“墬何故以東南傾”説》一文則從《太一生水》“地不足於東南”一語出發，參覈《楚辭·天問》《淮南子·天文訓》及子彈庫楚帛書，指出天傾西北、地不足於東南之説，“旨在申明强不能勝弱，以及萬物相輔互補，爲自然之至理”，“此老子哲學之輔萬物而致自然之精義也”，進一步指出《太一生水》與《老子》思想的關聯。《“太一”古義及相關問題》一文意在闡發“太一”之古義，指出“太一”的第一個古義就是“元氣”。該文還討論了郭店簡《老子》“有蟲成”的釋讀問題；針對將“太一生水”釋作“太一生於水”以及“相輔”訓“相薄”的看法，饒氏均提出了批評意見。

至於郭店簡中一般學者所未給予足够重視的《語叢》，饒氏則認爲是極有研究價值的，是墓主人隨手摘記的先代耆艾的“重言”，對於我們認識先秦耆老之言具有啓發意義。饒氏舉出《語叢》與傳世文獻共見的“竊鈎者誅，竊邦者爲諸侯”“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毋意、毋固。毋我，亡物不物”“凡物由無生”諸語， “説明先秦流行的先輩的重言爲儒、道諸子所承襲采用”。

上博簡由上海博物館於1994年購自香港，與郭店簡一樣，内容都是極爲重要的古佚書。饒氏始終關注這批材料的研究工作，由其擔任主編、徐在國先生擔任副主編的《上博藏戰國楚竹書字匯》一書於2012年由安徽大學出版社出版，將上博簡第一册至第七册的文字匯於一編，極便索引。

在郭店簡和上博簡《緇衣》刊布之前，饒氏即檢出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緇衣》零簡，其文曰：“……民德一，詩云：其容不改，出言……”，該簡可與上博簡《緇衣》遥綴。此外，饒氏還揭示了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所藏《周易》零簡，可與此後公布的上博簡《周易》相綴合。

《孔子詩論》是上博簡中最早受到關注的一篇，在正式整理報告出版之前，相關材料便已披露，不少學者參與討論。《孔子詩論》簡1述孔子之語：“詩亡志，樂亡情，文亡言。”其中“”字或讀作“隱”，或讀作“泯”，或讀作“吝”，或讀作“陵”，或讀作“鄰”，或讀作“憐”；“”字下部殘泐，或釋作“言”，或釋作“意”。饒氏便力主讀“吝”，指出“《玉篇》引《論語》‘改過不吝’。陶潛《五柳先生傳》‘曾不吝情去留’亦使用‘吝情’二字，語雖後出，亦可參證”， “隱是完全隱藏而不顯露，吝是有所吝惜保留”，“如果讀爲‘隱’，淺顯明瞭，從文字本身來講，不免有點‘隔’而不是直截了當”。李零先生認爲“這個‘’字，饒宗頤先生讀爲‘吝’是對的”。在《楚簡〈詩説〉的理論及其歷史背景》一文中，饒氏引定州漢簡《論語》進一步强調其“”讀作“隱”的看法，并指出“隱”的觀念在儒家理論中是被否定的。從饒氏對“”字的考釋不難看出其楚文字釋讀的基本取向，即在字形、音理的基礎上，注重辭例的比勘與文義的自洽。不过結合《孔子詩論》的内證以及其他楚簡的辭例看，“”字讀作“隱”的可能性更大。

在郭店簡、上博簡相關材料的基礎上，饒氏對古代的詩教與樂教展開了探討。如《從郭店楚簡談古代樂教》一文據郭店簡《性自命出》等材料論及古代的樂教，《詩言志再辨——以郭店楚簡資料爲中心》一文從郭店簡《語叢（一）》所見“詩所以會古今之志也”出發重新討論“詩言志”的問題，《楚簡〈詩説〉的理論及其歷史背景》《詩的欣賞：介紹竹書最古的〈詩〉説》，以及《興於詩——〈詩序〉心理學的分析》，則結合《孔子詩論》討論古代的詩教、詩論、賦詩之風氣以及詩的宗教及道德倫理的意義。這些論著，對於我們認識先秦的詩樂文化以及詩論都深有啓迪。

從長沙仰天湖楚簡到郭店簡、上博簡，饒氏長期參與楚簡研究，是楚簡研究興起、壯大的見證者。在其晚年，饒氏亦十分關注清華簡的新發現。饒氏的楚簡研究，涉及文字考釋、文學研究、思想史研究等諸多方面，是其廣博學識與貫通視野的體現。

三

秦漢簡帛研究

20世紀50年代，在開展楚簡帛研究的同時，饒氏也開始涉足居延漢簡的研究。自70年代以來，隨着阜陽漢簡、銀雀山漢簡、馬王堆帛書、里耶秦簡等材料的公布，饒氏積極參與討論，是較早著手這些材料的研究者之一，在經學、文學、史學、數術等方面均有重要的成果。

簡帛文獻可以分爲書籍、文書兩大類，其中文書爲秦漢簡帛之大宗，乃至占全部簡帛的八成以上。饒氏對文書簡的關注相對較少，但他十分强調漢代文書簡對於研究漢代史事與社會發展的特殊價值。因“漢晉各簡記事，於史事地理足以補載籍之闕者甚多，不獨於書法上有關係也”，故饒氏指出“敦煌、居延各地簡牘之發展，爲漢代史研究開闢一新局面，零璣碎璧，可補苴正史之不逮”，其與李均明先生合著的《敦煌漢簡編年考證》一書即貫徹了這一理念。該書仿《資治通鑒》體例，將有年月線索的敦煌漢簡材料以編年體形式排定，自漢武帝始，迄於桓帝，兼作考證覆按，對史事多有抉發。在該書《前言》中，饒氏指出：“治漢簡當先通文例，明假借，審制度，稽名物，嫺熟《史》《漢》常用字彙、慣語，以定其句讀。”并作舉例，如“通文例”一項，若不知漢人“甚苦……”之習語，則會如《敦煌漢簡》整理者將“甚苦”誤作“善苦”。由此可見其强調辭例比勘的旨趣。

饒氏在《新莽職官考》一文中已經注意結合漢簡材料研究新莽史，後來他與李均明先生合著《新莽簡輯證》，該書分《釋文》與《考證》兩部分，將與新莽有關的敦煌、居延兩地簡牘材料八百餘則進行類編輯證，注重以漢簡證史。饒氏早年欲致力於新莽史的研究，後因史學觀念的轉變，未能繼續。《新莽簡輯證》可視作其研究新莽史志業的延續。

饒氏對書籍類簡帛有更多的關注。如1977年出土的阜陽漢簡《詩經》呈現了西漢《詩經》文本的面貌，饒氏在《讀阜陽漢簡〈詩經〉》一文中對其異文價值加以討論。如《詩·邶風·谷風》“不能我慉”，阜陽漢簡“慉”作“畜”，饒氏指出與各家獨異，猶存早期《詩經》寫本之真面目。再如《詩·陳風·墓門》“歌以訊之”，阜陽漢簡作“歌以誶……”，《經典釋文》已言“訊之，本又作誶”，饒氏贊同錢大昕等人以“訊”爲“誶”之形訛的觀點，甚確。再如1973年出土的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饒氏《略論馬王堆〈易經〉寫本》一文在釋文尚未完全公布的情況下，論馬王堆帛書《周易》之八宫卦序、異文、先漢易學家中的楚人諸問題，并與漢“中古文本”比較，是較早研究帛書《周易》的論文。饒氏在該文中推測帛書《周易》全書的卦序排列次第，後來得到驗證，可見其卓識。在1984年3月《文物》發表《馬王堆帛書六十四卦釋文》之後，饒氏隨即發表《談馬王堆帛書〈周易〉》一文，論及以某數爲紀説、陰陽爻的表示法、帛書卦序與京氏《易》的關係、帛書卦序與北周衛元嵩《元包》無關等問題。《帛書〈繫辭傳〉“大恆”説》一文則從帛書《繫辭傳》中與今本“太極”相對應的“大恆”入手，通過梳理楚地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的資料，强調“恆”的概念在楚學中受到重視和普遍使用。裘錫圭先生後來發表《是“恆先”還是“極先”？》一文，認爲從楚簡用字習慣看，“恆”與“極”每每混用， “太恆”仍當作“太極”。但“恆”之觀念在思想史上的地位，確有待抉發。

除了經學，秦漢簡亦爲古代文學史提供了重要綫索，饒氏亦注意抉發秦漢簡的文學史價值。饒氏曾就“秦世不文”説加以辨析，據雲夢秦簡論及秦代文學，并討論小説與稗官問題。近年秦簡新材料新見多種韵文，亦可説明“秦世不文”的論斷并不十分允當。此外，銀雀山漢簡《唐勒》與尹灣漢簡《神烏賦》提供了漢代辭賦的新綫索，饒氏亦撰文予以討論。

書籍類簡帛中，除了與五經、詩賦有關的内容，還有不少數術類文獻。數術類文獻多未流傳至今，作爲早期中國思想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通過出土簡牘得以重新爲人所知。而饒氏正是簡帛數術文獻研究的先驅者之一。

198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雲夢睡虎地秦墓》，首次刊布雲夢秦簡《日書》，但圖版較模糊，直到1990年出版的《睡虎地秦墓竹簡》才有了相對清晰的圖版。1982年春初，饒氏克服種種困難撰成《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一書，對新刊布的《日書》首度開展系統的研究。該書係“日書研究篳路藍縷之作”，對進一步研究秦漢時代的數術具有奠基性的作用。饒氏認爲《日書》研究可了解秦、楚曆法的異同，并可通過其研究天文學、宗教史的相關問題。雲夢秦簡首題《秦除》，“除”即“建除”，《秦除》可與《淮南子·天文訓》所見建除法相比較。如秦簡“剽日”，《淮南子》云“酉爲危，主杓”，饒氏指出“剽”與“杓”音同，秦簡作“剽”多見，《説文》云“剽，一曰剽劫人也”，故其日“不可以使人及畜六畜”，與危義合，“杓”只是同音假借。至於《日書》“反枳”一項，饒氏指出“枳”與“枝”通，“枝”即“支”，“反枳”即“反支”。《日書》827反至816反《盗者下》出現十二生肖之名，但具體排次與今之十二生肖稍異，如《日書》以午爲鹿，以申爲環（猨），以酉爲水（隼）。至於今天西南彝族、傣族諸族，同樣有十二生肖而與漢族系統有異。饒氏指出《論衡·物勢》《朎問答》所舉十二獸之名，大半同於秦簡而稍異；漢代以來，十二屬獸名已有固定，已經人整理一致。對於日書所見“夕”（）字含義，饒氏亦有初步討論。

在該書寫作20年後的2002年1月，饒氏作出如下回顧：

二十年來，各地出土文獻，涉及日書將近十種以上。同一主題而異時異地有小  出入，可以比證者甚多，正宜分地區作綜合式之比較研究。……本文只開其端，須重新討論者問題尚多，茲不作修訂，存其原貌。讀者不妨視爲術教史研究之一陳迹，於願足矣。

雲夢秦簡《日書》之後，續有《日書》發現，爲古代數術研究提供寶貴資料。在饒氏之後，李學勤、林劍鳴、劉樂賢、吳小强、王子今等先生對秦簡《日書》作了進一步的探究，成果豐碩。

在後來收入《楚地出土文獻三種研究·雲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的《秦簡中的五行説與納音説》一文中，針對學術界對五行説看法的分歧，饒氏引證雲夢秦簡在《日書》甲、乙篇，指出已見五行相勝、“五行三合局的配合，在先秦時代已正式形成，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指出秦人已用十二律吕配五音、五行以占出行之休咎，早期納音法純以五音合之五行，以與十二律相配，其中仍須分陰分陽，而五行相生之序，即以金、木、水、火、土爲次，以金、水爲首。此説爲饒氏的一大發明，爲後來的放馬灘秦簡《日書》所證實。

在《論天水秦簡之“中鳴”“後鳴”與古代音律配合時刻制度》一文中，饒氏討論了放馬灘秦簡所見“中鳴”“後鳴”，并指出以時刻配樂，亦先秦納音術之一例，并强調“十六時制不始於漢，而形成更在其前”。

《銀雀山簡〈天地八風五行客主五音之居〉初探》一文就銀雀山漢簡的風占之書進行解析，强調“是簡雖殘，而漢初風占之術，前乎魏鮮、翼奉者，其説粗存端倪，可覘術數之一端”，“此殘簡年代較早，價值殊昂”。

馬王堆帛書多見數術文獻，饒氏提出了許多具有啓發意義的意見。如《馬王堆〈刑德〉乙本九宫圖諸神釋——兼論出土文獻中的顓頊與攝提》一文考證《刑德》乙本所附九宫圖，指出四仲圖所見北方湍王，與炎帝相對，非顓頊莫屬。饒氏謂“湍”字從水從耑，爲“顓”之異文；“王”則爲“頊”的省寫，或略稱之曰“湍（顓）王”，“顓頊之名，未見於出土文物，是圖作湍王，乃爲首次，故極可貴”。至於四隅圖西南的聶氏，饒氏指出“氏”與“提”古每藉用，“聶氏”當即“攝提”，“攝提出現於考古資料，此爲初次，原亦作‘聶氏’，以往有人認攝提格爲外來語，此可證其不確”。饒氏勾稽出“顓頊”“攝提”二名，是極爲重要的發現。

“馬王堆出土之《陰陽五行》，爲術數書罕見之賸篇，尤以乙本之《天一圖》，最爲瑰異可貴”，饒氏藉此梳理“天一”之觀念，認爲天一家興起之後，原爲楚人至上神的太一逐漸地位逐漸貶低，認爲該圖可能出於漢初天一家學説。《（傳老子師）容成遺説鈎沉——先老學初探》則聯繫容成氏遺説討論建除家言。

其他如《居延漢簡術數耳鳴目瞤解》、《記建興廿八年“松人”解除簡——漢“五龍相拘絞”説》等篇，對數術問題亦有探討。

此外，饒氏亦注意討論古史傳説與宗教問題。如在《覒民、苗民考》一文中，饒氏結合銀雀山漢簡的材料討論三苗史事。再如《中文大學藏建初四年“序寧病簡”與“包山簡”——論戰國秦漢解疾禱祠之諸神與古史人物》一文首次披露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所藏“序寧簡”的14枚禱神簡牘，考證序寧簡所見黃君、水上、司命諸神，并將包山簡、《禮記·祭法》《楚辭》《史記·封禪書》與東漢序寧簡所見祀譜合證，則“自戰國秦漢以來祀典之大體系統，可得而言”。

總之，饒氏的簡帛學研究所涉極廣，且多開拓性的貢獻，由此亦可反映其治學之廣博與精深。

本文原載《簡帛》第24輯，引述請據原文。

編輯｜張雅昕

審核｜魯家亮